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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尊奉大典上的插曲不难看出,同治皇帝决计不能凭借一个“天子”的虚名顺利成章把控住至高无上的皇权,而钮祜禄氏之所以把“散心”的地点放在盛京,“祭祖”的成分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对内她要坐镇辽东落实关外建省的新政;对外她得遥控北洋水师,坐观俄朝日三国内政,至少在目前,同治帝是不可能摆脱母后当国的阴影的。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三日,钮祜禄氏起驾东行,那拉氏亲率帝后百官,出城远送三十里方回。
东太后远走盛京落了一个清净局面,留在京城的西太后非但不曾与儿子缓和关系,反倒因为家国事务的矛盾渐行渐远,几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
从根上讲,那拉氏自始至终对兴办洋务的那一套就持有保留意见,未必然就反对,也不见得有多么热切;同治皇帝的施政国策却比钮祜禄氏激进了十倍不止,这也不可避免地触动到朝内元宿尤其是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宁寿宫人去殿空,这帮老臣相当然要去寿康宫(同治帝大婚后西太后居所)大倒苦水,一来二往,母子二人先为朝政有了争执,那拉氏本好弄权,如今猛然失了顶头泰山,难免有些一舒前愤的志向,母子冲突日益激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十七八岁的少年天子,本身有一腔抱负,身边又有一群热血儿郎怂恿,如何愿意按部就班的推行洋务新政?八旗是根本,裁撤旧军容易引发动乱,同治帝开始在科举考试上打主意:众所周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加上文字狱的枷锁,清朝的文人是相当温顺的,既然要革新政局,理所当然便把割肉的快刀指向了精研八股的文人。
殊不知,有的时候,文人是最不好招惹的!秦始皇没杀一个功臣,莫名其妙背上了“暴君”骂名;清朝的皇帝十多个,最勤政的是雍正皇帝,结果呢?他把自己生生累死,到了儿落下了满身骂名,什么弑父、逼母、屠弟、戮子——整个是淬了□□的毒人一枚!原因在哪儿呢?他们得罪了文人!秦始皇杀过儒生,雍正搞了官绅一体纳粮,不毁你们毁谁?
清朝是异族当国,文人们的骨气跟前朝没法比,蛇有蛇路、鼠有鼠洞,他们是有自己的法子的。
那拉氏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加之好权揽事,每以“皇帝年轻、我受姐姐托付,不得不留心提点”为由召见大臣、干预政务,短短数月工夫,倭仁、翁同龢、李鸿藻、徐桐等保守派人士便教寿康宫聚拢到旗下,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当代清流,哪怕在东太后主政时并不得志,钮祜禄氏在明面上还要对他们保持最起码的礼遇,如今同治帝抓了大权,这批人很快有靠边站的危机,加上同治帝麾下聚集了载澄(恭亲王奕訢嫡长子)、载濂(惇亲王载濂长子)、曾纪泽、容甫、郑观应、王韬为代表的新派骨干,后面三位更是恨不能把祖宗规矩往坟地里埋的人物,他们还能坐得住才是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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