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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园是对方修的，桂山舰烈士陵园，松柏成行，纪念碑高六米多，上头刻着一排一排名字。克平站在碑前，一个一个看过去。他不认识那些名字，可他知道，那些名字里，有的人是从他爷爷的枪口底下倒下去的，有的人，是倒在他爷爷守的阵地前头的。他在碑前的台阶上，站了很久。旁边有导游带着团，讲解的声音飘过来，讲二十八吨的小艇，讲抢滩的登陆舰，讲英雄。克平听着，心里很平静。这些故事，他从小听的是另一个版本：炮二十五、炮二十六，南山卫保卫，潘宝君的三度冲锋，齐司令的断臂。两个版本，在同一个滩头上相遇，像两条船，在夜里擦身而过，各自开向各自的港口。哪个是真的？克平想，都是真的。真的子弹，真的血，真的年轻人。只是讲故事的人，站的位置不一样。

        他在陵园门口的小摊上，买了一束花。菊花，白的，黄的，码头花摊上最常见的那种。他把花放在碑座下。放下的时候，他想起爷爷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那碗饭，想起爷爷的话：那碗饭，是给留在岛上的人的。他今天这束花，也是给留在岛上的人的——给碑上这些名字，也给一个名字不在这座碑上的人：补给士张承明，山东人，他的坟，当年在南山庄後面的坡上，插着一块木牌。七十年过去，木牌早就不在了，坟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了。克平对着碑，轻声说，张班长，我爷爷让我替他看看你。他说，你的那碗肉，我爷爷记了一辈子。我们家人，每年五月，都给你留一碗饭的。

        下山之前，他还去了一趟天后庙。

        庙修得很好，香火还是旺，游客和渔民一起进进出出。克平在庙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妈祖像。他爷爷讲过，这间庙在保卫战那天做过临时救护站，门板上躺满了伤兵，两边的都有。他给妈祖上了一炷香。旁边一个卖香的老太太问他，後生仔，许什麽愿？克平说，不许愿，来还愿的。老太太笑了，说，还愿好，还愿的人，都是心里有数的人。

        从庙里出来，他在码头边的排档吃晚饭，点了一份姜葱炒蟹，一份海胆蒸蛋。排档的老板姓陈，五十多岁，一边炒菜一边跟他聊，说自家太公那辈就在岛上打鱼，岛上打仗那年，太公给两边的伤兵都送过水。老板说，他太公讲过一句话：兵是过客，岛是主人。过客打完了仗，拍拍屁股走了，主人还得把日子过下去。所以岛上的人，对哪边都不记仇，记仇的日子过不长。

        克平听着，忽然明白了爷爷为什麽每年都要留那碗饭。那碗饭，跟岛上人送出去的水，是一样的东西：不分哪边，不问输赢，就是人对人的一点心意。战争把人分成两边，可总有一些东西，是分不开的：一碗饭，一瓢水，一炷香，一束花。这些东西小得不能再小，却比所有的战报都活得长。

        那天晚上，他住在岛上的民宿。民宿的院子里，三角梅开得正好，主人泡了一壶茶，跟他聊岛上的四季：春天看雾，夏天看海，秋天吃蟹，冬天看鸟。主人说，现在岛上的年轻人，多半在珠海、深圳工作，周末回来，岛就热闹；平日里，岛上住的是老人和孩子，安安静静的。克平问，打仗的事，岛上的年轻人还知道吗？主人说，知道啊，学校里讲，陈列室里也有。每年五月，岛上办纪念活动，还请老兵的後人回来。他指了指半山的方向，说，就是那座碑。我们岛的名字，就是从那儿来的。

        说完，他自己先笑了，又有点想哭。旁边的游客看了他一眼，以为他是烈士的後人。他也没有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他爷爷的青春埋在这里，他就是这里的後人。

        下山的时候，太阳正往伶仃洋里沉。晚霞把海染成金红色，远处港珠澳大桥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一条浮在海上的项链。沙滩上的人还没散，孩子们还在追浪，海鲜排档的灯一间一间亮起来，蒸汽和笑声一起升上半空。克平在码头上买了一份炒海鲜，坐在堤边吃，看最後一班渡轮进港。他给爷爷打了个电话——爷爷九十多了，耳朵背，在电话那头大声问：你在哪儿？克平也大声说，爷爷，我在南山卫！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克平以为断线了。然後他听见爷爷说，那地方，现在好不好？克平说，好。海是蓝的，鱼是肥的，满岛都是游客，小孩在滩上玩水。爷爷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好就行。我们那时候打仗，图的就是这个。图的就是有一天，滩上的人不用再抱着枪，船上的人不用再躲炮，娃娃们能在水里玩到天黑，大人能在排档里慢慢吃一顿饭。至於谁赢谁输——他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那笑声隔着七十年的海，传到克平耳朵里，轻得像一阵风——谁赢谁输，海都记不清了。你记住就行，记住有过这麽一回事，记住有一批人，在那儿拚过命，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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