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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心情还不错的康熙，在接了李煦的密折之后，立时就拉下了脸。

        “叫张廷玉。”

        等张廷玉来了之后，才知道，敢情是三年前的《南山集》桉，再次陡起波澜。

        戴名世所着之《南山集》中，论述有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一书。而此书中所记时日，都以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为年号，根本就没有大清什么事儿，这就比《南山集》尤有过之了。

        李煦的密奏，具有风闻奏事的某些特点，并不需要有真凭实据。

        江南名士、康熙三十年状元戴有祺，被其族侄举报，不仅戴家藏有《滇黔纪闻》一书，而且和戴家交好的诸多江南名士，家里只怕是都藏有此等禁书。

        活在大清，却用南明的年号，这意味着什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说句心里话，康熙既要拉拢江南的读书人，又十分警惕他们。

        最令康熙恼火的是，复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接了举报之后，非但没有马上查办，反而把举报人杖责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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