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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脑袋里忽然灵光一闪,客气地问王锡銮道:“不错,沈先生抱病在床,伍先生退居上海,孙某确实难以请动两位先生出山。韧盦兄作为法学界知名人士,不知有何良策?”
王锡銮态度依然恭谨,语气却略显明快:“后学才疏学浅,并无良策可言,只是从孙先生您借用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来互选会员的思路里,突然想到一种解决方法。”
“哦?”
王锡銮接着说道:“有如孙先生在海外纠合留学生创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我等京师法律学堂学子熊煜、王克忠、汪子健等人在沈先生捐资赞助下成立北京法学会,是为我国最早的法学会。学会成立之后,曾设立短期法政研究所,积极培育法政人才;编辑出版《法学会杂志》,每月一期。但由于辛亥年底政治变革、社会动荡,法学会的活动被迫中止。
“现在民国肇始万象更新,恰值中央学会创建,所以我等恳请孙先生出面对法学会重加整顿,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法学会,并由中央学会予以资助,把评判全国法学界学者著述的任务作为学会的第一项工作,使得学会尽快恢复活动,为政治之改革、人民之治安做出法学界应有的贡献!”
王锡銮的用意原来在此!
说到底,他的目标还是会员互选资格。在前来拜访孙元起之前,他已经针对《中央学会法》以及《互选细则》拟定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直接争取原京师法律学堂的高等院校地位。奈何孙元起是靠教育起家,他的人生轨迹几乎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完全重合,对各所院校的来龙去脉可谓了如执掌。第一轮较量刚刚开始,王锡銮便被孙元起直接ko。
另一种则是迂回争取原北京法学会对全国法学界学者著述评判的资格。根据《中央学会法》规定,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者也具有互选资格。所谓“著述”,这个定义就宽泛多了,无论是译作、教材还是专著、论文,无论摘抄、汇纂还是翻译、撰写,都能算在著述的范畴。如果由北京法学会把持著述评判大权,他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编辑出版的《法学会杂志》中论文全部算成著述。
尽管孙元起掌管学部数年,对教育界情况一清二楚,但比较陌生的法学领域出现一个十多二十人的地方小学会、编辑出版几期上不了台面的杂志,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连上报纸的资格都没有,孙元起又怎么可能会知道呢?王锡銮真是利用坊间对于此事的不了解,才一步步把孙元起诓进自己设置的陷阱里。
端的是好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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