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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一阵骚动之后,三三两两的,有的回宿舍,有的回教室,还有三四十人跟在孙元起背后,向成蹊馆去了。片刻之后,操场上只剩下吴敬恒、孙揆均、胡汉民等数人。
胡汉民不觉心灰意冷:“稚晖兄,我们还去京城示威请愿么?”
孙揆均也挠挠头道:“就我们几个人去京城,能有什么影响?这里的学生,可比东京的留学生差远了!”
吴敬恒皱着眉头,寻思片刻,才咬着牙说道:“那,我们姑且忍耐,今天就暂时不去城里。我倒要看看,这姓孙的到底耍什么鬼花枪!哼,我就不相信,年青人身上的血难道是冷的?!”
一场风波,就这样消弭下去。
就在同一天,距离经世大学只有数十里的京城内,爆发了中国现代大学里的第一次学生爱国运动: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鸣钟上堂”,发起全校大会,声讨沙俄侵略。这时候,京师大学堂学生拢共不过一百八十二人,几乎全员参加。
会上,先由大学堂助教范源濂先生陈说利害,然后是学生登台声讨沙俄侵略罪行。发言者义愤填膺、慷慨激昂,说到动情处,学生共教师同悲,泪水与鼻涕齐飞。台上台下,放声痛哭,震撼天地。
经过讨论,决定致电各省督抚和各省学堂,介绍京师大学堂举行拒俄集会经过情况,号召各学堂学生“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沙俄无理要求。会后,并起草《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呈递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及奉旨会办京师大学堂事宜的张之洞。
几乎所有的学校,面对学生运动,采取的措施都和孙元起一样:劝阻。京师大学堂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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