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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维休说：“清者自清，那么夸张的文章，又一直不敢署名地指桑骂槐，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猫腻来了。如今的报界报人，可不比以前了。在香港，许多时候出钱就可以雇笔杆子说话，我这公会主席也无能为力。”

        “岑老过虑了，我认为香港的报纸在公会的管理下，已经做得很好了。自由、开放、公正，这也是台湾许多业内人士所期望而不可得的。”王梓钧道。

        岑维休听了这话多看了王梓钧一眼：“小友认为台湾的报界管得太宽？”

        王梓钧耸耸肩道：“这个不说自明。”

        “哈哈，”台湾的报禁可是折腾了不少报人，岑维休心照不宣地笑了，又道，“就看现在这位小蒋院长的了，那位委员长被报纸弄得害怕，早杯弓蛇影了。”

        王梓钧道：“报禁肯定会解除，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岑维休却只是笑，不再多加议论。老蒋是被当年的学生运动、知识分子和地下党给闹怕了，他老人家一曰不死，报禁就永远解除不了。

        不论是此时的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了他们自由报人生活的空间。处处的管制，不仅是报纸，连学校也是如此。

        这让王梓钧以前见过的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言：1947年的时候，因为政斧删减教育经费，[***]三千学生要进当时的首都南京上访。进入北站后，当局勒令所有火车停开不卖票，学生们在厂房找到一个车头和27节闷罐车厢，由机械工程系自行diy组装并开出车站。政斧大惊,遂拆掉一段铁路，土木工程系的学生利用路边工具材料重新铺好继续开；政斧又拆一段铁路并收走材料，学生拆掉火车后段铁路补前段……要是搁现在，直接抓走了。

        又聊了一些闲话，王梓钧才提到正题：“岑老，听说您有意明年的电视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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