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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稍微复杂点来说，所谓三观，就是如果地主都是好人，温良恭俭、修桥补路，只是收个六七成的地租而已，那么他们应该存在吗？

        当兵的要军饷，地主要地租，这是生活，不含善恶，就像是不能要求士兵为朝廷为社稷就不要军饷不吃饭去打仗一样。

        收地租某种程度上和拿军饷、拿工资差不多。那么，拿工资既然涉及道德，收地租也不涉及道德，在收地租之外做点好事，那就是道德高尚，而这样的道德高尚的阶层，就不消灭了吗？

        这在刘钰看来，就根本算不上个问题。

        自然是要消灭的。

        要么，不靠地租生活去办厂去做工甚至去种地卖农作物。

        要么，死。

        他眼里不算问题的问题，在此时的大顺，这就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天大问题。

        包括非常激进的颜李学派，给出的空想到极点的最激进的均田方案中，他们也保留了浓重的阶级性——要均田，但如果考上了科举成了秀才之类，可以保留一定的土地收租供养，道德高尚的读书人应该脱产、收租而不是劳动。

        这是大顺在批判宋明理学风潮之下，儒生提出的最最最最激进的土地理论。此时传统下最激进的方案，也不认为地租有错，只是认为地租影响了小农，却根本没意识到地租真正影响的是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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