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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这年月，既怕丰年，又怕灾年啊。丰年粮贱，灾年无收……”

        “至于说种棉种桑，棉少种些还好，若种多了，如何忙得过来？一旦收棉的时候一场雨，忙不过来，忙活一年就全扔了。种桑，又哪里是二三年能收入的？若是借贷，这三五年的利钱，便要翻番，谁知道三五年后的行情？”

        “是以，若有余钱，就押租；若无余钱，也不想着借贷去发财。”

        “况且来说了，凡借贷，总得有抵押才行。我等皆是佃田的，连田皮田骨都不是。手里并无半分地，地都是别人的，如何能贷的出来？”

        看来稍微有点能力的中农，也不想要贷款。也可能是天朝自古以来的高利贷传统，使得普遍性的对贷款有些害怕。

        九出十三归这个词只能出现在明朝以后，因为宋朝的官方合法年利是72%，不必九出十三归。自古以来的能叫人家破人亡的利息，想来农户对这种新事物的担忧是必然的心理，社会意识的扭转没那么容易。

        刘钰知道再聊下去，只怕就要又聊到农户最关心的粮价问题，便只好将话题叉开。

        也确实如此，棉花虽好，但大顺既没有奴隶，也不是太流行那种专职打工的人群，除非是转型的农业资本经营者雇佣长工短工，否则小农家庭确实种不了多少棉花。

        种多了，一旦棉桃裂开后下雨了，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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