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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仁宗后期,枢密使基本上全都成了文官。
这是一种不正常,但是这样的不正常,其成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要还是客观的,由形势演变渐渐形成的。
要是一句以文制武就能够说得清道得透,那除非古人真的全是傻子。
就算是被时时拿出来作为模板的狄青,论功绩,与王韶、章楶,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王韶以开熙河岷洮之功,不过枢密副使;章楶更是差点搞死西夏,前后灭敌十几万未尝败绩,也不过枢密直学士,到老才得个同知枢密院事退休。
因此仁宗对于狄青的那个任命,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文官对武人的忌惮,因为文官们对同为文官的王韶和章楶,忌惮得还要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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