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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法所不载,然后用例”。
例本来是补法之不足,但在实际审判中,例起的作用很大,甚至超过法令。
发展到如今,“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
这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同样的案件,历史上时宽时严,皆有判例,一任地方官员所好,或者就是司法的根苗,官吏为了贪图财贿,“唯意所去取”。
毕仲衍是大牛人,对付这种繁琐到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从中提取总结成条目,本来就是他的强项。
因此他现在这本书,取名为《宋刑统条法事类》,将是一本法官用于断案的检索工具书。
毕仲衍这部书编纂的体例,还是以《宋刑统》为大纲,但是在每一条大纲之下,加上根据历代判例和当前情况增设的细条,将同类案件的犯罪行为轻重,后果轻重,实施者主观动机等多方面纬度,给出了轻、中、重的不同判罚标准。
之后再加上这些标准的由来,就是历代的敕、令、格、式和具体案例。
如此一来,这部书就变得纲举目张,变成了一部金字塔形的新型法典。
法典的基础是判例,其上是事类,其上是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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